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2)

对北大学术历史的源流，对太炎弟子的历史功绩，陈以爱有精到的论述：20年代主导北大文科的太炎门生，多是浙江人。+m_i!j+i~a_s~h,e`._c+o!m/他们具有相当浓厚的旧学根底；又因留学日本，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批学者于辛亥革命前返国，靠了同门的关系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学任教。1913年后，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学者为了打击桐城派的旧势力，将这批太炎门生相继延揽到北大，使他们顿时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证之学也因而成为文科的主要学风。当1916年底，章太炎的旧交、同样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太炎门生的地位益形巩固。陈独秀、胡适在北大鼓吹新文学时，也因为得到不少太炎门生的响应支持，在《新青年》踊跃投稿，才使文学革命的声势大张，新文化运动得以席卷全国。曹聚仁谓太炎弟子是新文学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是有根据的说法。（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国学研究的倡导者，此中原委，陈以爱是这样说的：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的留美学生胡适，在初进文科时，对这批太炎门生也表示相当的尊重。′d′e/n*g¨y′a!n-k,a,n\.*c-o+m·胡适治中国哲学史，对章太炎的相关著作十分熟悉，这使他与其他同事相处时，具有学术交流的共同语言。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国学”的研究价值与发展前景这些核心而关键的问题，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面对西学的强烈冲击与挑战，胡适提出今日当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以期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胡适的这种融和中西的主张，获得大部分同事响应，“整理国故”立时成为传诵一时的学术新口号。（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胡适对太炎门生的尊敬是一回事，太炎门生对胡适的态度又是一回事。可以说，从进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太炎门生对胡适其人就是有成见的。¨b/x/k\a~n.s`h*u_.¨c.o\m.原因很简单，胡适是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之下才来到北大的。在太炎门生们看来，陈独秀连当北大教授的资格都没有，竟当了文科的学长（文学院院长）。一九一九年四月，陈独秀辞职，表面看是因为私行不检，以致受到舆论与同事的攻击，不得不离开北大。实际上，驱陈最力的，乃是太炎门生的中坚人物沈尹默。沈看到安徽籍的陈独秀与同是安徽籍的胡适结为一体，预知必然对浙江籍的太炎门生们不利，必欲驱之而后快。正好陈独秀私行不检点，授人以柄，其去职也就成为必然。胡适学历高，人缘好，要下手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胡适也分明感觉到了来自太炎门生的压力，他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是为了在陈独秀去职之后，能在北大站住脚跟。若不是他表现得这么优秀，真说不定下一个被驱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适了。看看胡适最初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处境，也就可能想见，日后如果得志，胡适会对太炎门生持何种态度了。陈以爱说：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这些留日的太炎门生不仅主导了国学门的发展方向，而且透过控制北大评议会，他们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相较之下，胡适虽曾出任《国学季刊》的主任编辑，但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后胡氏在知识界声望的日涨，他和沈兼士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胡适在国学门逐渐被视为圈外人，对国学门的事务实际上是无法置喙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82页）有人或许会说，这些太炎门生也太霸道了，品质上也太差了。不能这么说。时代的更递，旧与新的不睦，本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谁的品质好，谁的品质不好所能改变得了的。

这样，就把新文化运动初期，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早期留学东洋归来的太炎门生合作的一面，不睦的一面，最终导致破裂的原因也说清楚了。综合两个方面，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四”之后没有几年，就起了纷争，最终分道扬镳。

近世以来，留学热潮和中国政局的变革，思想文化的嬗递，其中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豁朗的。

几乎可以说，每一次大的留学浪潮，过后都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