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这番话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的立场上说的。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可以解释得了的。比如一千一百年前的临济和尚和德山和尚的门徒们，在他们的禅林里听讲，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种生辣痛快的白话文来记录他们老师的说话，就开创了白话散文的“语录体”。这件史实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相干！还有明清以来一些文学流派的发达，也和产业的发达与否，人口的集中与否，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于此可知，文学史上的变迁，“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语），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而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的。

在分析了白话文运动起来的各种原因之后，胡适一点也不抹煞个人在这一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借用陆九渊的一句话，说是：“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静、陆子敬，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意思是，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大点儿说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他胡适的参与和没有他胡适的参与，是不一样的。这也正是一九一七年他离开美国前，在日记中引用前人的话所表达的心志：我们这次回来了，事情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