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不能说没有道理。+l!u′o·q!i-u/y!d!.*c^o+m+但我觉得，日本的研究者，还是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不管在日本期间，尼采的思想对鲁迅有多大的影响，要寻找鲁迅思想的脉络，都不能离了前面提到的那两个方面的影响。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综合的作用，才形成了或者说是组合成了鲁迅思想的整体。仅仅任何一个方面的思想资源，都无法包容鲁迅思想的丰富性或特异性。

鲁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凭他早期的那几篇文言论文中所说的那些话，如《文化偏至论》中所说：“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不光是《文化偏至论》，还有《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也就是收入《坟》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论文，我们都要辩证地看待。不管怎么说，对这几篇作品，鲁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该书的《题记》中说过：

这是我做的吗？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x`i¨a?o*s¨h,u.o￠y+e￠.~c-o-m.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是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

有人说，这是鲁迅的伟大的谦虚。我不这么看，细读这几篇文章，作者说的这些毛病确实存在。比如冗长，比如生涩，比如怪句子和古字，历历在目。尤其是《摩罗诗力说》这篇，不是简直是生凑，而是就是生凑。至于文章中的几个诗人，先前怎样让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来，总得寻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紧接上文，鲁迅又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咸,鱼+墈·书+ \毋^错.内!容?”这话怕也说得太过了，比如“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确。我不知道，鲁迅说的这几个诗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译鄂戈里）、拜伦（他译裴伦）、雪莱（他译修黎）、济慈（他译契支）、荷马（他译鄂谟）、彭思（他译朋思）、普希金（他译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从五四运动到鲁迅写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这六七年间竟没有人提起过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既然说这“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个，便可知其立论的不实。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报副刊》上载有仲密的文章《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 Byysshe Shelley，即雪莱，也即鲁迅译作修黎者也。《摩罗诗力说》中对雪莱的介绍，较之其他诗人为多，整整一节（第六节），不足两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约三千字，不仅介绍了雪莱的生平和思想，还译了雪莱五六节诗（有的是诗剧）。关于雪莱，周作人不光写了这篇介绍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上，还登载过他译的雪莱诗《与英国人》。

雪莱、济慈这几个诗人，徐志摩、吴宓也多次提到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前期，那么多英美留学生回国了，只要一写谈英诗的文章，怎么会不提雪莱、济慈、彭思这些大诗人呢。真不知道鲁迅写序言那会儿是怎么想的。不敢说心态不正常，至少也是虑事不周吧。

再就是，这篇《摩罗诗力说》，无论是篇幅还是写法，都像是一篇“杂凑”的文章。一下子论述了七八位欧洲的著名诗人，说是对他们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尼采思想的影响还是明显的。

仅此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时政的杂文中，还是与对手的论战中，都提不出什么系统的明确的社会理念。&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