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看他们对于我这个生疏角儿倒好像很注意似的。凤二爷的唱腔不用说了，更受台下的欢迎。　　《武家坡》总算很圆满地唱完了。那时上海的报纸上剧评的风气，还没有普遍展开。这许多观众们的口头宣传，是有他们的力量的。我后来在馆子里露演的成绩，多少是受这一次堂会的影响的。　　那时丹桂第一台在四马路大新街口。头三天的打炮戏码是这样拟定的。第一日《彩楼配》、《朱砂痣》；第二日《玉堂春》、《取成都》；第三日《武家坡》。我的戏码排在倒第二。大约十点来钟上场。一会儿场上打着小锣，检场的替我掀开了我在上海第一次出场的台帘。只觉得眼前一亮，你猜怎么回事？原来当时戏馆老板，也跟现在一样，想尽方法引起观众注意这新到的角儿。在台前装了一排电灯，等我出场就全部开亮了。这在今天我们看了，不算什么；要搁在三十七年前，就连上海也刚用电灯没有几年的时候，这一小排电灯亮了，在吸引观众注意的一方面，是多少可以起一点作用的。　　我初次踏上这陌生的戏馆的台毯，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的戏台一比，新的是光明舒敞，好的条件太多了，旧的又哪里能跟它相提并论呢？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兴奋。　　我打完引子，坐下来念定场诗，道白，接着唱完八句慢板。等上了彩楼，唱到二六里面“也有那士农工商站立在两旁”的垛句，这在当时的唱腔里面算是比较新颖的一句。观众叫完了好，都在静听，似乎很能接受我在台上的艺术。其实，那时我的技术，哪里够得上说是成熟？全靠着年富力强、有扮相、有嗓子、有底气、不躲懒，这几点都是我早期在舞台上奋斗的资本。做工方面，也不过指指戳戳，随手比势，没有什么特点。倒是表情部分，我从小就比较能够领会一点。不论哪一出戏，我唱到就喜欢追究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尽量想法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我个性上对这一方面的偏好。　　唱完三天打炮戏之后，许少卿预备了丰盛的菜和各种点心，请我们到客厅去吃顿夜宵。我们从他那掩盖不住的笑容和一连串的恭维话里面，看出他已经有了赚钱的把握和信心了。他举起一小杯白兰地，打着本地话很得意地冲着我们说：　　“无啥话头，我的运气来了，要靠你们的福，过一个舒服年哉。”我望着他微笑，没有作声。凤二爷想起他不许我们唱杨家堂会的旧事，就这样地问他：　　“许老板，我们没有给你唱砸了吧？”　　许老板忸怩不安地陪着笑脸说：“哪里的话，你们的玩艺儿我早就知道是好的。不过我们开戏馆的银东，花了这些钱，辛辛苦苦从北京邀来的名角，如果先在别处露了面，恐怕大家看见过就不新鲜了。这是开戏馆的一种噱头。”　　凤二爷把话头引到我的身上。他说：“许老板，上海滩上的角儿，都讲究‘压台’。我们都是初到上海的，你何妨让我这位老弟，也有一个机会来压一次台？”　　许少卿赶快接着说：“只要你王老板肯让码，我一定遵命，一定遵命。”　　“不成问题，”凤二爷说，“我们是自己人，怎么办都行。主意还要你老板自己拿，我不过提议而已。”　　凤二爷等许少卿回房以后，走到我住的厢房里，就拉住我的手说：“老弟，我们约定以后永远合作下去。”我听了觉得非常感动。真的从那次到上海演出以后，我们继续不断地合作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我移家上海居住，才分开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