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时不利兮，骓不逝”，双边门，“骓不逝兮”，各在自己的一边勒马；“可奈何”二人同时向外摊手；“虞兮虞兮”他抓住我的手腕。我说：“咱们就先这样来，唱完了再研究。”　　过了几天我们白天在吉祥园演出，又贴《霸王别姬》，场子比上次又有减少，大约从韩信坐帐到项羽乌江自刎共有十四五场，打得还是不少。杨先生也觉得打得太多，反而落到一般武戏的旧套，这出戏的打应该是功架大方，点到为止，摆摆像，所以也逐渐减了不少。这出戏在北京每年义务戏总要演几次，最后是1936年的秋天我从上海回来，又合演了三次，到这个时期已减到十二场，解放后减到八场。　　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二位大师，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虽然我是旦行，他们是生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在我心目中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境界，我自己没有恰当的话来说，我借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的话，我觉得更恰当些。他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谭、杨二位的戏确实到了这个份儿。我认为谭、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　　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是爱国的志士。在芦沟桥炮声未响之前，北京、天津虽然尚未沦陷，可是冀东二十四县已经是日本军阀所组织的汉奸政权，近在咫尺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1936年的春天，伪冀东长官殷汝耕在通县过生日，兴办盛大的堂会，到北京约角。当时我在上海，不在北京，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杨小楼。当时约角的人以为北京到通县乘汽车不到一小时，再加上给加倍的包银，杨老板一定没有问题，谁知竟碰了钉子，约角的人疑心是嫌包银少就向管事的提出要多大价银都可以，但终于没答应。1936年，我回北京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曾谈到，我说：“您现在不上通县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先生说：“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七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他从此就不再演出了，1938年（戊寅年正月十六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可称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