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quo;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止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就牵涉到历史的坐标系问题，如果以文明为轴心，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败寇为准绳，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天平上，王侯将相、盖世枭雄、达官贵人的分量远不如一个有良知、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实业家，占据优势资源的强者和无权无势的弱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在历史天平上应该可以找到公平。以往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宏大叙事，我们只能看到血肉横飞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权争，一切都以权力宝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史书的版面总是慷慨地提供给英明神武、能以超级暴力击败所有对手的几个人身上，关注军阀也只是关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们在创造历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杀杀，主导历史的人物总是军阀、枭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枪的人，他们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拉长历史的镜头，从长程来看，他们的厮杀、权谋，他们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变，铺天盖地的大规模风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阔战场，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张献忠式的无情杀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切固然都要载入史册，但这些历史记录，作为事实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汇合，是历史三峡中的急流险滩，更多的只是提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