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自由”,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废除钱币,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宗教,人人劳动,不要政府、军队、警察、监狱,不要一切法律规条,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等等。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张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等,即使今天看来也都还有价值。与此同时,师复在广州的弟弟刘石心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起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类似的社团,他们相互联系,讨论学理。
师复的《无政府浅说》讲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体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说他身体衰弱,须补充营养,要多吃肉类、蛋类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病重之时,他还写了《上海之罢工风潮》的评论,对社会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铁道医院病亡,临终之前留下一封给友人的信:“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