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独自去灵隐，直挺挺地躺在石头凳上寻梦，脸上有意盖了陆小曼送他的小红绢，妄想着他们在那里相会。\鸿-特¨晓`税′惘_ *醉′新?璋?结\庚_薪·筷-

即使对西湖，他也有满腹的牢骚，雷峰塔倒掉已有两年，“楼外楼”翻新了，原来一楼一底斜对着湖心亭的旧房子已翻新为带屋顶、洋式门面、新漆光亮的三楼，老酒、鱼虾、盐水花生，还有滑齐齐的莼菜依旧，然而再难觅三年前吃蟹的旧踪，和胡适等满座高朋谈天游玩的乐趣。对于揩抹得发白光的旧桌子换成新桌子，他不满；对于能随便聊聊湖上风光、鱼虾行市的老堂倌换成穿着西崽长袍的新人，他不满。他要移一张餐桌搬到楼下马路边，在湖边的水光荡漾中喝酒，竟觉得连小菜都变了。8月9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伤心。他写诗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一座大荒冢”，他诅咒这塔是“镇压”，是“掩埋”，他感叹“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三年前，他来西湖，最喜欢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诗《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丽。¨兰*兰~雯`学? ,追+醉^辛?章\劫,风景有时确实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在他眼里西湖处处都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蔓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1928年，他和陆小曼又两次来游西湖。

在后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3-8/墈^书?罔^ -耕,薪\蕞,哙*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当然登不出来，还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