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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啖助回答说：

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

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人《春秋》乎[注]！

这样，经学更加简明，较少繁杂芜秽之弊。今观现存陆氏三书，确实做到了这

一点。这也是啖、赵、陆的《春秋》学能风靡中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问理本生人为重 论治乱变而得中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

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

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

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

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

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

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

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

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