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山的清代

浙东学派，也以史学成就最为著称。

“经世应务”是梨洲治学不容移易的原则，因此，其治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明

代，不仅著有长达244卷的《明史案》，对南明时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极为注意，有

《行朝录》、《弘光实录钞》等，一方面探讨、总结有明一代“治乱之故”，同时

也借以寄托故国之思。

“寓褒贬于史”，是梨洲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他认为史书应起到“扬善

惩恶”的作用，如果“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

《晋书·史》）；并且还对各种体例的史书提出适用的褒贬原则，比如他认为地方

志应“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不同于正史之“美恶俱载”，“犹其所去，是

亦贬之之例也”（《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同时，梨洲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求考证，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批评那种“不

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谈孺木墓

表》）的浅陋轻躁习气。

在梨洲自己，无论是摆述历史，还是应人之请而作的碑志序铭等，都是遵循了

上述原则的。

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愿，但是，出于民族大义，清政府几次礼聘都被他拒绝

了。然而梨洲却始终关注《明史》的编写情况。他认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