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河流域大雨成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水底。仅江苏、安徽的20多个州县就有灾民300万人。饿死的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还有四五十万人。饥民饿得难以忍受，吃人肉的惨剧都发生了。南荩城内，就是地势高处也“水深没胫”，低洼的地方积水“过腹及胸”。缪荃孙在这年终了，还想起这次大水，“金陵城内可行船入市”。

雨，到处都是雨，浙江杭、嘉、湖、绍这些世人羡慕的“鱼米之乡”都成了灾区，往南，福建、广东因雨成灾，往北，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也都有水灾，东三省还有鼠疫，五六万人死亡。到10月下旬，革命已经发生。山东巡抚孙宝琦给内阁的电报说：“本年各省到处水灾。饥民遍野。”反对革命的辜鸿铭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写信，两次提及长江下游的几百万饥民。他认为武昌起义发生后，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很惊讶，革命军举动文明，他警告外国人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因为起义的新军为张之洞所创。大半受过德国操的训练，一旦风潮扩大，饥民卷人，就无法保证革命的秩序和文明。辜鸿铭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还是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睹革命过程的鲁迅如此解释“文明”的原因：“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坟•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