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quo;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二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自己配不配受高先生的托付。”
商务的前辈张元济、鲍咸昌、李拔可等人对他都十分诚恳,希望他留下来。高梦旦对他说,要对编译所进行“革命”,而不是“立宪”。商务当时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确实面临着挑战和转型。但胡适在日记中说:“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毕竟还免不了立宪的改革。”他与编译所的许多编辑都有接触,包括杜亚泉、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李石岑、杨端六、胡愈之等。郑振铎对他说,他们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想对于改良编辑所的事写一个意见书,后来知道绝无改良之望,所以不曾做。他劝郑写出来,供自己做参考。杨端六对他说,改良编译所不容易,因为须从全部的组织改良起,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郑心南对编译所很不满意,对他说:“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在对各方面工作做了细致的了解之后,他说自己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适合做这件事,决定回北大去。不知郑心南的话是不是起了一点微妙的作用,他日记里评价郑“甚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