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章点国民军将领的名只点到张之江、贾德耀和代理京畿卫戍司令李鸣钟为止，是因为冯玉祥当时远在蒙古，3月26日在库伦看报纸才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不过他并未意识到与他的国民军有何关系，当天日记只是说：“政府如此屠戮民众，诚自杀也。!2,y,u,e¨d\u..-c.o?m!”对于段棋瑞的执政府来说。这确实也是自杀之举。

冯玉祥1924年在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直奉之战中反戈一击，把贿选总统曹锟拉下马之后，没有实力单独组织政府。将段棋瑞推出来，与张作霖勉强合作，这种联盟本身即很脆弱，随时可能出问题。国民党等政治势力乘机在北京发起群众运动。不断挑战段祺瑞政府。“三一八”惨案发生前，1925年11月就曾有过“首都革命”，顾颉刚这年11月28日的日记说：“今日国民党之机关报《闰民公报》大登新闻，谓今日下午二时，举行国民革命，推翻段政府，在景山前街集合云云。私计今日应该有一番动作矣。乃至傍晚看报，知群众集队赴段宅请愿解职，推代表人见。嘻，岂有革命而向执政府请愿者！近来所有群众运动皆由国民党主持，党中好争权利而不敢牺牲，故有此等笑柄。~咸^鱼?看_书/惘. /首?发/”“三一八”惨案次日，执政府拟下令捕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他在日记中对这些群众领袖同样没有任何好感：“段氏固非下令之人，但徐氏辈实在闹得太利害了。我对于这种人，和段氏一样地深恶痛绝。”

在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时任司法次长的余绍宋在“三一八”当天日记中感叹：“国务院有枪杀天安门国民事，此后政局益陷悲境。”3月19日，他在日记中说，“昨日惨事虽应由军警长官负责。但国务院亦不能免其责任”，司法总长卢信与他商量进退，他劝卢辞职，卢甚以为然。此时，政府已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称他们是共产党。他表示异议Zb令中绝不提及学生，一律指被杀者为乱党，殊非事实，此令似有人借此泄私忿，恐将起反动也。”卢信与他有同感。3月20日，卢对他说，“政府昨令甚不妥，宜设法救济，本来此事政府宜于发生时立派大员查办事实真相，然后下令公平处断，今一味栽赃，何以服人。然命令既出，不能收回，亦惟思所以补救而已。补救之法，宜由国务院布告谓，査出被杀者皆各校学生，受党人利用，以致如此，情甚可悯，亟宜从优抚恤，一面则对于卫队长官加以惩处”。+微￠趣`小¨税?枉¨ \追,最*歆+蟑¨結+当天下午，他回司法部，“知此主张不为诸阁员所同意，仅允下抚恤令，而措辞殊不得宜”。卢信率先要求辞职，大家跟着附和，内阁提出总辞职。京师地方检察厅于3月19日即决定依法查究“三一八”事件真相，着手搜集证据。20日，旅津议员致电京师检察厅，请捕段祺瑞依法治罪。

4月10日的顾颉刚日记说：“今日鹿钟麟（国民军将领）驱逐段祺瑞，释曹锟，迎吴佩孚人京。一年半间事，变幻至此。”4月15日，挡不住奉系军队的攻势，国民军退出北京。4月20日，“段祺瑞于今日逃天津，复位仅三日耳”。4.月21日，“奉军迁往景山。旬日之间，景山三易其主矣”。“H—八”惨案的发生，不仅把段祺瑞送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也导致了国民军在道义上的失败，整个北洋主导的时代可以说因此落幕。

徐谦的“基督救国主义”

1926年3月19日，“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段祺瑞发布的“临时执政令”通缉徐谦等五人，指控他们“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这当然是强权逻辑之下最典型的抓“一小撮”手法，死伤的青年学生和市民是无辜的，他们的热血到任何时候，无论曝出多少内幕都不容亵渎。所谓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