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斟酌。

年轻的王芸生因国难当头之际编了《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而声名鹊起。段祺瑞说：“已看过，很好。”此时离“七七”事变引发全面抗战还有三年，问及中日关系将推演至何种地步。他回答：“这话很难说。中国本无亡国之理，而目前的情形，却向亡国之途以趋。中国吃亏在‘大’字上。日本却得力于4小’与‘穷’。中国惟其大，故一切不在乎；日本惟其小与穷，故拼命苦干。日人的妄念太重，当然有碰钉子的那一天。不过中国人若长此泄沓，前途实难乐观。”此次谈话虽只有30分钟。内容却不少。王告辞出来，回望段氏的住处，转眼已在云雾笼罩之中。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故。

黄郛：国家出路的“三句要诀”

在辛亥革命的风云中初露头角，1924年与冯玉祥策划“首都革命”，推倒贿选总统曹锟，出任摄政内阁总理，黄郛在民国史上也曾叱咤一时。如果不是因为盟弟蒋介石在1927年的崛起，黄郛几次介入中日谈判，他不会背上骂名，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1928年之后，他隐居莫干山，在“白云山馆”过着平静的山居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北的觊觎日甚一日，局势危急，蒋介石再次想到了他这位“曰本通”盟兄，任命他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北上应对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