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上。第二天，他见到时任驻法公使的顾维钧，匆匆谈了十几分钟。他说：“在此外交紧急的时候，一般国人多觉得顾先生和颜先生不宜久在国内勾留。”顾听了这话不甚谓然，认为中国人没有知识，驻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国外。旋又掉转话题道：“我们也有苦衷，我们在外边办事，等于是留声机的喇叭，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且外交也是一种战争，大本营如不决定战略，一任前线各自为战。其害更甚于不战。我这次归国，一为向政府请示方针，同时顺便到各地视察，借以明了国内的情形。”

事后他去发电报，把和顾维钧的谈话发给《大公报》。其中就有这么一句：“余等仅为留声机之喇机，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检查员一看就删掉了。他对此很不满。认为检查员滥用职权，按照新闻检查的范围只应该限于军事、外交的秘密，以及领袖行踪，这个关于留声机的比喻究竟与国家大计有什么关系？他本以为是牯岭的邮电检查特別严苛。没想到中途汉口的邮电检查更离谱。有两次他给报社发的新闻电稿，牯岭已经放行，到了汉口电报局中转时却被扣留了。他在庐山接到通知，赶紧去找有关当局交涉，好不容易才下令由牯岭局电告汉口局放行，几经周折，等电报到天津，已晚了足足三天。他因此感叹：“一个电报，先经发报地的检扣，又经收报地的检扣，中间还要经转报地的路劫，真是难如登天。假使检查员真有见识，也还令人佩服，往往问题发生在情理和常识之外，真使你哭笑不得。”有一次汉口电报局扣留了三天经大力交涉才放行的那个电报，是他在庐山上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采访，整个谈话的内容都是奖勉政府，鼓励人民，完全是有利于政府的宣传，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无情拦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