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二，我自己是一个书局的编辑员，同时在大学教书，对实际政治无经验，也无兴趣，假定蒋先生要我担任什么纯政治性的工作，我只能婉谢，这是我的身份，必须保持。三，听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们真要走上与国民党合作的路子，我主张只能以整个国民党为对象，决不参加他们派系的角逐，以避免无谓的纠纷。”他把自己的这个“三原则”概括为三句话：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角逐。曾琦考虑了一下，表示自己完全同意这三点。

当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左舜生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他认为，蒋除了以前和共产党人交过手以外，与另一个党派的人见面，他也许是较早的一人。蒋小病初愈，和他谈话并不多，临别时，蒋似乎意犹未尽，恳切表示，希望保持通信。他回到上海后，曾琦问起他对蒋的印象，他说：“蒋先生病后精神已很好，他正以全神贯注在国家的大问题，无疑是当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山居的生活简单朴素，待人很亲切，看不出有什么难于接近的架子。”

等到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把各党派领袖、各界社会名流都网罗到了“国民参政会”当中，曾琦、左舜生、李璜等青年党的头面人物都在其中，终于有了书生问政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对待青年党之类的在野党派。大致上是拉拢上层人物，打压基层党员的活动，不让在野党派在地方上有政治发展的空间。李璜气愤地说：“国民党为什么可以在地方上活动，而青年党则不可，这岂不是只许国民党放火，不许青年党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