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提供了许多其他作品难以替代的第一手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能显示出其珍贵价值，这毕竟是一个亲历者留下的现场记录。当缅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很多弟兄已两个月不曾脱过鞋袜，由于长久浸在泥浆水泽里，等到要脱下鞋袜。脚上的皮肤附着在袜子上整个地被撕下来。这个真实的历史细节和那些悲歌慷慨的牺牲同样感人。

建都北方的民间声音

时值1937年11月20日，日寇兵临南京城下，国民政府宣布以重庆为战时陪都，准备长期抗战。战争打到1943年9月25日，胜利已日渐临近，很多人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思考战后的国家命运。这一天，当时重庆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评。题为《战后国都定在北方》：中国是大陆国家，同时也是海洋国家，应该海陆兼顾。我们的外患，可能由海上来，更可能由大陆上来。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曰四国。……我们战后的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曰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才能够策应周全。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事实，建都北方的享国较久，建都南方的享国就较短，其中实在有一个大道理。因为南方较富，政府设在财富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奢丽，派粮课税比较繁重，国家艰难，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觉真切，就会出乱子。反之，政府若设在北方较贫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朴实，就比较知道艰难辛苦，而政简民洽，就自然国祚绵长。文章提出，假如抗战的胜利是完整无缺的，收复了东北，那就应该建都北平。假如胜利打了折扣，东北还没有收复，我们可以建都西安。对于战后建都北方的主张，在此后《大公报》上陆续有呼应^比如1943年11月29日，傅斯年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战后建都问题》，倾向于建都北平；1944年1月2日，地质学家、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建都济南议》；1944年1月23日。又有地理学家洪绂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从地略论建都》，“从地略观点，北平最适于做战后统一中国的永久首都”。在这场关于建都的讨论中，有主张南京、北平、西安的，也有主张武汉、长春、济南的，各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