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已融入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自戊戌变法失败，惨遭变故以来，他的满腹抱负都化为流水，陈三立只能诗酒自娱。在晚清，他是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在民国，他是遗老，依然不合时宜。他的诗名越显赫，就越是显示出他内心的悲凉。欧阳渐评价他：“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

1923年6月29日，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8月7日，他们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撒手而去。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70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到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为夫人、儿子选定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那里，他献给亡妻的挽联说：

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拖着衰迈病体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日日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捷报传来。8月8日，日军入城，他拒不服药，甚至拒不进食，支撑到9月14日，“忧愤不食而死”。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物伤其类，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给陈寅恪的电文说：“戊戌党人尽矣，怆痛何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