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大

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

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

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

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

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

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

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即对《春经》经旨

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

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

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

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

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

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

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

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

“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