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是一种精神安慰剂。因此，寺观

香火之兴盛，与孔门气氛之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唐太宗、高宗钦定的

《五经正义》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集汉以来注疏学之大成，促进了经学的统

一，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与释、老抗衡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唐代经学只不过承继

了南北朝以来的繁琐方法。高宗、则天之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

材以下进身之阶，为人所不齿。所以到韩愈时代，已全失其社会政治地位。因此，

经学统一对儒学在文化意义上的复兴并无多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韩愈时代大体上面临着上述两个紧迫的危机。据《全唐文》卷735韩

门弟子沈亚之《送洪逊师序》：

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

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表，不能与之等矣。

同书卷686皇甫提《送孙生序》也说：

浮屠之法，入中国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则当时士人多信佛，足见中国文化危机之深。韩愈受时代召唤，首先举起了复

兴儒学的大旗。他的努力的目的是要唤起士大夫群体自觉，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