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原道》），儒家的“道德”是以“仁义”作为具体内核，而这正是释、老

二教所缺乏的。_3\3*k~s￠w·.\c￠o¨m_在他看来，释、老二教“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舍离“此世”，

追求超脱，不仅对社会政治无补，而且也无法成就自己的道德生命。

与佛、道二教相对立，韩愈提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圣人，儒家文化之“道”就

体现在这些圣人身上，他们能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创造了人类的文化。他说：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师，驱其虫

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

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

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淫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

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

守之。+墈￠书!君` _追!最+薪~彰_结`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原道》）。

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经过这些“圣人”的创制才得以存在，是圣人给人

类带来了文明的曙光。所以他宣称：“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

他的圣人观与文明史观目的在于批判道家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

民不争”，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圣人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而且还为人类社会规定了群体生活的秩序，即所谓

“其民土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原道》）等社会关系。社

会生活中存在“四民”，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多出“二民”（佛、道），就

不正常。君臣父子等社会关系也是圣人定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嗖?艘-小/税￠蛧/ ·追?蕞_歆`璋*結*”（《原道》）

而现在佛、道二教不拜君亲，超然于这种关系之外，“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这就是“灭绝纲常”。他以严厉的口吻写道：“民不

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他沉痛地指出：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

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离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所以，他要奋力卫道，登高疾呼，甚至提出极端的主张：“人其人，火其书，

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即强行使那些信仰佛、道二教的人接受儒家文化，

使他们回到正途上来。由此可见，韩愈在掊击佛道的同时，“扶树教道”的态度不

可谓不激烈。

韩愈在对佛道二教展开激烈抨击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自孔子死后已

经衰落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则是“异端”对精神世界的争夺。他感慨地说：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

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原道》）

战国时出现的杨、墨“异端”，是由孟子担负起予以批判的责任；孟子以后出

现的老、佛“异端”，到韩愈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抨击；因此，他认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