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归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样说就怎样做，只要认为是应该

做的，坚决做到底。′比`奇′中￠文?徃_ ·已.发*布·嶵′新¨漳^节_在生活上养成了崇尚节俭的美德；不讲奢华，不贪而好利。这

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据可查。

司马光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忧的国虽是皇帝的国家，但他所忧

的“民”主要还是封建统治下的劳苦大众们，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他当然不会懂得劳苦大众的苦难根源，但他反对杀鸡取卵的暴政，反对贪污腐败，

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下层劳动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后，黄庭坚有挽联云：“平生

两无累，忧国爱元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资治通鉴》就是本着“叙国家之盛

衰，系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的精神编写出来的。

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上，司马光是反对派。对这个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进行具体

分析。.比~奇·中+蚊~徃~ ~首_发/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确实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其所制订和实行的变法目的，同样是出于从地主阶级根本利益

的着想，这一点上，同司马光并无区别。两人都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希望通过改革

弊政来做到国富民安。他同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在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方

法的争论。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传家集》卷60，

《与王介甫书》）王安石也说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王临川集》卷73）司马光也不是顽固的保守分子，其实他先前也曾提出过许多

主张变更旧制，革新弊政的意见，如认为“世变风移”，不能“因循旧贯，更成大

弊”（《传家集》卷27，《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他还批评过英宗“动循

旧例，不顾事情”（《传家集》卷36，《上皇帝书》）。_鑫¨完?本/鰰.栈^ ¨免*肺-跃·独\不可否认，司马光说过

“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话，但他并不主张消极地维持现状，他只是要求对改革持慎

重态度，对不合时用的旧制度进行“损益”，要“精心审虑”（同上），不应大

刀阔斧，只能逐渐改善。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

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

（《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王介市第三书》）

在变法问题的争论中，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但

王安石着眼于“开源”，司马光着眼于“节流”，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发

展的有力主张，而“开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过改革，把“聚敛之权归之公上”，

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节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减冗费，限制以

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挥霍浪费。就这一点说，司马光的主张不无道理。况且，

由于王安石执行新法中用人不当，产生了与其本来愿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

新法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个人感情上说，司马光和王安石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王安石十分钦慕，

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说：“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远甚……使

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嘉伯年间，二人同修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