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兴，学者视国家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t^a+y′u￠e/d_u·.·c/o-m-异

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事，使都是杜撰，岂知古人所以教国子之意。然又

须知上之教子弟，虽将以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学，则非以希用也。盖生天地间，

岂

可不知天地间事。”（《遗集·杂说》）在这里，吕祖谦说明了自己的教育思

想，说明了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指出了科举制度的弊病，提出了教育之目的在于为

国家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用人才。

为了说明学以致用的道理，吕祖谦以百工治器为喻，他说：“百工治器，必贵

于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同上）因此，他对当

时士人只重虚文不察实际的不良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今人读书，全不着有用看。且如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无

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同上）！

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只读圣贤之书，不闻实事之人并无真才实学。\w!z~s+b,o.o*k*.^c￠o_m/因此，

吕祖谦不仅强调学以致用，还提出了如何培养有用之才的途径。他说：“为学须日

用间实下功夫，乃得力。”（《遗集·与学者及诸弟》）他要求学者“以务实躬行

为本”（同上《与内兄曾提刑（致虚）》）。他这些思想，在《太学策问》中明确

归纳为“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十个字，鲜明地体现出他的经世致用主张。

在吕祖谦自己的治学方法上，就尽力实践了上述思想。在认识方法上，主张研

究问题“不可有成心”，强调“参合审订”、“再三商榷”，并且十分重视民众实

际生活的经验，认为“闻街谈巷语；句句皆有可听；见舆台皂隶，人人皆有可取”

（《文集·杂说》）。不仅提出了治经史以致用，同时还用大部分时间对历代的经

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著有《历代制度详考》一书，企图

经过研究与考察，从中得到经验与教训，寻求解决当前国计民生问题的办法。/s′i,l,u/x-s¨w..-o\r_g\例如，

他在《历代制度详说》中，就提出了针对当时赋役、兵制、田制等问题的解决办法，

他在考查历代赋役制度的利弊后，便提出了“寓兵于农，赋税方始定”的意见。在

田制方面，提出了“均田”的主张，在兵制方面，他指出了当时兵多为患，主张精

兵，他说：“敌之畏，畏其精也，非畏其多也。”（同上卷11）

注重实际，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说明吕祖谦在学风上不同于当时所谓正

宗的道学家，因为那些道学先生习惯拱手端坐，空谈性命道德，对于国计民生中的

实际问题却不屑一顾。更表明了吕祖谦多少有一些超越于理学束缚的地方，难怪朱

熹批评他说：“伯恭之学合陈君举（陈傅良）、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

学理会制度，偏考其小小者，唯君举为其所长。……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

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宋元学案·东莱学案·附录》）朱熹同陈傅良、

特别同陈亮在学术观点上分歧很深，上述评论实际上是对吕祖谦的不满，所以他还

批评吕祖谦“博杂极害事”。吕祖谦的“博杂”不仅有突破正宗理学的倾向，甚至

还有超出“吕氏家学”的地方，由于他主张学以致用，这种“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