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

“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

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

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

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

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在王守

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

和“发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

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会恶”、维护封建道

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

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

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

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教育论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

一生讲学不辍。凡他所到之处，或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建“书院”，总

是大力推行社会教化，并借以宣扬他的思想学说。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