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做学问应以平

治天下为终极目的，表现出期望在实践上济世救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完全合乎

正宗儒家“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至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明史·顾宪成传》），也无非是中国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习惯，自东汉以来就

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权在握的当道者不妨对这类往往无伤大雅的“清议”冷

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启朝的情况不同。明初，朱元璋曾严厉规定一内臣（按即宦官）

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而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居然权倾

中外、势焰熏天，内阁诸大老则仰其鼻息、助纣为虐，这些眼前的现实自然成了东

林人士“讽议”“裁量”的主要内容，两下里针锋相对，看来也有义气用事的成分：

“处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处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风者”（即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又与东林诺人桴鼓相应。这

样一来，阉党遂将东林人士视如仇雠，阮大铖等寻机进言魏忠贤：“此俱东林党，

每事与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贤浊乱朝政》），顺便还把所有不依附不顺从

他们的士人统统打入东林的阵营，以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