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佐证而立说的治学规则成为清中叶之乾嘉学派的最重要法门，“清学开山”之誉

即与此大有关系。`r¨c!y·x`s\.?c/o?m?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

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

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

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

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

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

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

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_搜′嗖￠暁*说′蛧~ ~蕪.错/内′容.《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

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

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

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

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

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

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我·地?书?城^ ·免′废~悦/毒/……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

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

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

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

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

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

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

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

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

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

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

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