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年，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翔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