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他常说自己“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不过，他生前应该想得到，总有一天，人们蓦然回首，会重新发现他的存在。要重温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奋斗的全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时代，都只能放在唐德刚所说的“历史三峡”中，这个“大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殷海光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在20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腐败现象的文章，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示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右翼学生”）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最后在台湾岛上，他终于与这个他寄托过希望的权力集团彻底分道扬镳。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在《自由中国》执笔和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阶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论代表了一个时代，曾引起广泛的共鸣，跨越了台湾岛上阴郁的20世纪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锒铛人狱，他与《自由中国》另外两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在台大校园里，他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陈鼓应的印象中，他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的演讲灵光闪闪，理性中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不过他之所以成了台大学生心目中的一块“精神磁石”，主要不是靠演讲，而是靠他的人格魅力。他树立的人格标杆，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对年青一代富有强烈的感召力，不光是哲学系，还有历史系的许多学生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这一切当然都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的，1966年，他们以种种卑鄙的小动作迫使殷海光离开台大，他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和能够影响青年学子的直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