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缮营垒， 因而先从文字分歧，进而在治学风格、思想内容乃至经篇的有无残全上，都形成不 可调和的矛盾。从经本上看，今文以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仪 礼》、《礼记》、今《易》、《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经典；古文家以毛 《诗》、《古文尚书》、《周礼》、逸礼入古《易》、《春秋左氏传》为经典。在 相同的经典中，古文经比今文经内容齐全，文字可靠。!零+点/看_书~ `已+发*布!醉,歆¨漳/结-在思想内容上，今文家以 《王制》、《公羊传》为依据，所讲制度规模比较狭小；而古文家以《周礼》、 《左传》为依据，制度弘大，内容丰富。从治学风格看，今文家力图发现五经中的 “微言大义”，牵强比附，甚至与谶纬迷信相结合；古文家则重视经文本义训诂， 名物考实，以质实纯正见长。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时期，它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自“《公羊》学”而入五经，特别善于发挥“微言大义”。他又把儒学与阴 阳、五行、名、法、方术结合起来，改造成适合西汉大一统形势和积极有为政治需 要的学术，因而获得西汉统治者的特别赏识。也是他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以西汉末年的刘歆 开先河。汉成帝时期，刘歆校书中秘，发现大批古文经书，请求设立学官，广其流 传。今文博士深辟固拒，刘歆移书让之，斥其“抱残守缺”，“是末师而非往古”， 于是激起今古文之争。从此，今古学家各执一端，互相排斥，形同水火。王莽曾立 古文博士，旋因败灭而罢休。东汉时期，朝廷虽然只设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经学者 实繁有徒，大师辈出。贾逵、马融、许慎、郑玄，各领风骚。特别是郑玄，他遍注 群经，杂糅今古，从而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息歇了今古文之争，时称“郑学”。

魏晋玄学，儒学向异教蜕变。汉末的郑学，总结两汉经学之功有余，而开辟新 视野不足。郑注三《礼》，融会今古，平实雅正；所注《周易》，拾取今文象数之 绪徐，大谈交辰，陷于机祥，圣人义理尽失，读者味若嚼蜡。于是，聪明睿智之士 转而寻求理论的思辨，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了。玄学以《易》、《老》、《庄》为 谈资，号称“三玄”。他们毁弃名教，轻薄礼法，对传统道德、经学，实为一大解 脱。但援释道“虚”“无”以释儒典，窈渺虚空，玄之又玄，大异儒家“修齐治平” 之旨。随着南北朝政治对立的形成，儒学又分为“南学”、“北学”。南学宗三弼 注《易》、何晏注《论语》，崇尚玄学，简洁而得其精华；北学守郑玄经注，质定 名物，繁芜以穷其枝叶。

隋唐一统，儒学也复归统一。陈隋之际，陆德明综合南北训诂，著《经典释文》； 唐贞观年间，孔颖达、贾公彦等奉诏修纂《五经正义》，广采博稽，南学（玄学） 北学（汉经学），熔为一炉。此后数百年间，士子为学，官府铨选，一是皆以《正 义》为准，儒学在统一的范式中，行使其塑造中国文化的职能。传统“汉学”的种 种分歧和争端，也在这里作了总结。

宋明理学是儒学又一变种，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时间最长。理学开端，可追溯 于唐中叶。其时“三教并重”，儒、释、道竞相扩展势力，逐渐形成合一趋势。韩 愈从维护儒学道统出发，倡为“性命”、“道统”之传。柳宗元则倡为儒释互补之 说。宋承中晚唐革新儒学的潮流，以兴儒学、卫道统相标榜，反佛、老而熔佛老， 建立了遗落训诂、专言义理的新儒学——理学。理学由周敦颐、张载、邵雍开其端， 程颖、程颐扬其波，而以朱熹集大成。降及元明，至于满清，皆以理学为最高的言 论行为准则，理学统治中国达三四百年之久。其中虽然有洛、闽（主“义理”）与 永嘉（主“功利”）之争，程（颐）、朱（熹）与陆（九渊）、王（阳明）之别， 但总不出“心、性、气、理”、“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