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后者则是春秋乱世的形势。至孔子时，诸侯也不能“专征”了，而是政“自大

夫出”，其至“陪臣执国命”了，眼前的阳虎就是陪臣执国命的罪魁！。孔子又诅

咒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

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阳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预国政，上

凌君，下逼主，专生杀，擅于夺，哪里还有一点仁义礼智的影子？君臣无序，主仆

易位，实乃无道之至！面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他孔丘哪里屑于合作！他历来奉行的

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泰伯》）在

无道之世而得荣华富贵，必将采用不义手段，这是孔子最为不齿的：“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里仁》）如果说，从前孔子发愤努力，学习六艺，是为了

入仕、进入上流社会的话，那么，当他认识到礼乐的还以仁义为内容，形成了“仁

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从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进入了另一个道德

的境界，那就是为了推行仁义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

义也。”（《微子》）既然此时出仕不能“行义”，与其作帮凶，不如洁身自好，

作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隐君子。

“隐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义礼”的政治抱负，也是“志于道”之

“志”，即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如果说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时掌握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