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末，道本与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

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谢短》）

韩非轻仁义，重耕战，认为儒生“不耕而食”，至斥为“五台”之一。又将儒

生比为鹿，有用之吏比为马，说世有千金之马，以其有用也；而无千金之鹿，以其

无用也。遂认定儒生为无用。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韩非只知以鹿马喻，而不知以

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为履，其高低贵贱不言自明。儒生讲求的道，在当时

社会具体讲就是仁义，仁义是维系社会机制有秩序、有等级地运行的保证。故“仁

义至重，不可弃也”，“儒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不可弃也。他说：

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而求饮食也。使礼

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缨，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

不得战也。（《非韩》）

王充认为“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儒生讲求大道，

阐明礼义，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他们以身作则，“重礼爱义，率无礼之士，激无

义之人。民知礼义，爱其主上”，这是保证统治者得以实现其统治的首要前题。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