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对朝廷的这一举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大唐中兴的先兆。+p?i?n_g+f,a￠n￠b_o~o.k!.~c_o^m,但他认为，

“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新唐书》卷177《李翱传》）。

他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修文德”的六点意见：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

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他认为“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他劝宪

宗说：“如不惑近习容悦之司，选用骨鲠正直之臣，与之修复故事而行之，以兴太

平，可不劳而功成也”。如果不以这六条根本为意，那么大唐中兴就难以成功。李

翱向宪宗提出自己的担忧：“若一日不以为事，臣恐大功之后易生逸乐，而君臣进

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为宴乐矣，若如此，则高祖、太宗之制

度不可以复矣。制度不复，则太平未可以遽至矣。”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能将他

所提出的这六条完全做到，并保持五年不变，那么五年以后，“臣必知百姓乐康，

蕃虏入侍，天垂景星，地涌醴泉，凤凰鸣于山林，麒麟游于苑囿”[注]，这是和气

感应的结果。+1_8+0~t·x-t~..c_o\m,在这里，他援据先儒的天人感应说，为自己的主张张目。李翱比较重

要的政治主张有这样几点：

1．用忠正之士，屏奸佞之人。

李翱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君王是否能够信任大臣，大臣是否能以忠正

辅佐君王。忠正是“百行之宗”。针对有人感慨忠邪难辨，他认为辨忠邪是有办法

的，“能尽言忧国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但忠正之土往往被指责为朋党。

他指出，“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党类。邪臣嫉而谗之，必且以为相朋党矣。”李

翱总结历史上的经验，说忠正之士，都是以道德仁义相往来，“邪人嫉而谗之，且

以为朋党，用以惑时主之听，从古以来皆有之矣。?微_趣~暁-税′ /更.鑫′罪¨哙.”如两汉的萧望之、周堪、刘向

是忠正之士，却被邪臣所胜，汉元帝不能辨别忠邪，任用邪臣，造成汉朝中衰。所

以，能讲逆耳之言的，往往是忠臣，君王要能加以分辨，“用忠正而不疑，则功德

成”[注]。

李翱认为用忠正就必须屏奸佞，二者是统一的，对忠正之士虽加以任用，如果

“杂以邪佞”，则太平必不能成。孔子说“远佞人”，李翱解释说：言不可以共为

国也。”李翱认为奸佞之人也并不难于分辨：“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

贪富贵，固荣宠”，这类人就是奸佞之徒。而且这类人喜欢用“甘言谄辞”来投合

人主之意，“主之所贵，因而贤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则献蓄聚敛剥之

计；主好声色则开妖艳郑卫之路；主好神仙则通烧炼变化之术；望主之色，希主之

意，顺主之言而奉承之”，这类人往往能得到人主的欢心。李翱警告说，君主如果

信用奸佞之臣，“大则亡国，小则坏法度而乱生矣”，必须加以警惕[注]。

李翱关于忠正奸佞之辨是有所指的。当时朝廷中党争很激烈，唐代后期的朋党

政治正在形成，他也难免卷入其中。他用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去分析现实政治中

的党争，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2．改革税法，减轻百姓负担。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推行“两税法”，

代替过去的租庸调制度。到唐宪宗元和末年，这种“两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