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造成，与上天不相干。?x-q^k-s¨w?.\c^o′m′所以他说：“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也。胡不谋

之人心，以孰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焉，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

（《断刑论》下）他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有自身运行的法则，两者是互不干

预的。他说：“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

不相预。”[注]他反复重申“天人不相与”，“天人相分”的目的，在于论述“人

事”对于社会、人生具有决定性作用，人类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说：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己矣。

（《时令论》上）

本着上述认识，柳宗元对两汉以来所谓的“受命之符”的神学说教进行了深刻

的批判，明确批出：“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

（《断刑论》下）他认为“天”“神”都是用于“神道设教”，真正的“聪明睿智

者”是不应该相信它的。·比/奇?中~雯/惘* ′追·嶵_薪~章_节\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

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

其君，则不臣。”[注]臣子如果向君主鼓吹神、怪，就不配为臣。他批评董仲舒、

司马相如、扬雄、班彪：班团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命”的天人感应说“不足以知圣

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违背了儒学的传统精神。他认为，国

家的治乱兴衰并不取决于什么“天命”，而是取决于“人”，符瑞也并不代表着吉

祥，只有“仁”才是吉祥的。他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人心的向背决定了王朝的兴衰，是否有仁德，行仁政，是衡量国家吉凶的标志。

“人道”与“仁道”互相依存，是统一的。?5/2.m+i¨a*n?h?u^a+t^a+n_g·.\c¨o-m/传统儒学认为“仁者，人也”，“仁者

爱人”，柳宗元也认为“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所以为政者必

须关心民生，顺乎民情：“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

备，以极于邦治，以敬于人事。”[注]可见他的思想是以传统儒学为指归的。

五、倡大中之道 重生人之意

“中”本来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概念。在《论语》中，孔

子常提到“中”和“中庸”，如“允执其中”（《尧曰》），“中庸之为德，其至

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后来儒家不同学派把“中”的观念向不同的方向

发展。特别是思孟学派，把“中庸”思想发展到极致。孟子主张“中道而立”，子

思著《中庸》，述孔子之意说：“君子而时中”。也就是要“执两用中”，“致中

和”。在道德实践中，“过”与“不及”都是违背中道的。荀子认为：“先王之道，

仁之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