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中而行之。易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

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又说：一事行失中，谓之奸事，

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以服也”（同上）。他

把是否实行“中道”，与社会的治乱结合起来，指出所谓“中”，就是合乎礼义。

这个“中”也就是“当”，所以他说：“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苛察，名不贵苟

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之赴泽，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

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荀子·不苟》）到了汉代，董仲舒把“中”看成

了万古不变的神秘“天道”的体现，“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春

秋繁露·循天之道》），后来许多儒学家承袭了这种观点。

柳宗元在评价陆淳的主要贡献时说：“明章大中，发露公器”[注]。陆淳学派

讲“中道”，继承了葡子的观点，而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近承陆淳、远

继荀子，其中心内容也是以儒家的礼、义为指导思想，以达到改造现实、“辅时及

物”的政治目的。

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大中之道”就是“当”，也就是“经”与“权”的统一。

作到了“经”“权”统一的“当”，也就实现了“大中之道”。他在《断刑论》中

指出：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

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

二者，强名也，日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