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佛家的“空”和道家的“无”区别开了。

再次，在总理与万理的关系上，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他说：“总

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是理的总体，就是“理一”。“理一”又有分

殊，“万殊各有理”，“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为牛的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做

为马的性，物物各有理。”（《语类》）分殊就是“理”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

“理一”和“分殊”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的依赖关系。他说：“盖合而言之，万物

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语类》）说明万物皆统一于

太极，而太极又分属于万物。他接过了佛教华严宗“理事无碍”和“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的理论，认为分殊于万物之中的“理”是“太极”完整的全理，而不是全

理中的一部分。他说：“虽然又自有一理，又却同出于一个理尔。如排数气水相似，

这盂也是这样水，那孟也是这样水，各各满足不待求假于外。然打破放里，却也是

水”（《语类》）。同样，“太极”分殊在万物之中的“理”，虽物物有别，物物

有一太极。正如佛教禅宗玄觉在《永嘉正道歌》中所说：“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摄”（《语类》）。天上的月亮普映在一切水中，一切水中之月又都是天

上那一月的整体映象。

“理一分殊”否认了个别和一般的差别，把一般与个别相等同，这是形而上学

观点。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作辩护的。朱熹说：“天分即天理也，

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位，君安其君之分”（《语类》）。只要人人安于所居

之位，就体现了“天理”的最高原则。这在当时，正是对贫苦农民“均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