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祖谦看来，“天命”和“天理”不仅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同时也是支

配人类命运的最高主宰力量，人们的一切成败兴亡，通通系于“天命”。_E¨Z·暁-税*王\ ¨埂`欣~蕞!全_他说：

“天命虽不庸释，然则顺此道即古，逆则凶，吉凶由于顺逆之间，其报应如反掌之

易。天理何常之有，当时时省察，顷刻不忘可也。”（同上卷3）又说：“抑不知天

大无外，人或顺或逆，或向或背，徒为纷纷，亦未尝有出于天之外者也。顺中有天，

违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果何适而非天耶”（同上）。人们的一切言行之

结果，都逃不出“天命”。的安排。接着他又说：“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

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则天道之修也。无动非天，而反谓无预于天，

可不为太息耶！”（同上）一切人事活动，都和“天命”息息相连，就看你是顺天，

还是逆天，顺则安，违则危；顺则昌，违则亡。·3!3^y!u′e.d·u′.~c~o,m/总而言之，天人是相通的，而这种

相通，又是由天命来决定的。其实，这个观点仍然不过是“天人感应论”的翻版。

这种思想，是把人们的封建意识集中地上升为“天理”，再把这种“天理”说成是

主宰人类社会和人的命运的至高权威，实质上是把封建社会制度之下的伦理道德和

礼乐刑政设施加以神圣化，并赋予绝对权威。应该说，这是天命神权思想在新形势

下的特殊反映。就这个方面来说，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在理论的精密性上显然不及

朱熹。其实，在社会的精神文明日益进步的新形势下，天命神学思想对人民的说服

力无疑是十分脆弱的。

（二）企图调和“理学”和“心学”的“道”“心”合一论

吕祖谦一方面在“天理”论中把“理”或“天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和宇

宙万物的总原则，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心”的地位和作用。-精?武·暁,说¨王¨ `芜\错`内￠容^他的主观愿望是要调

和理学阵营中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分歧，但其结果则是通过这种调和而通向

了主观唯心论。

首先，他把作为宇宙本体的“理”（天理）和进行思维活动而产生意识的“心”

都说成是“纯乎天”的主宰者。他说：“问心与性何以别？答曰：“心犹帝，性犹

天，本然者谓之性，主宰者谓之心。”（《遗集·杂说》）这就把人的心、性同

“天”、“帝”联系在一起了。根据此种看法，吕祖谦明确地认为，天命和人心完

全一致。他说：“圣人之心，即天之心；圣人之所推，即天命也。……此心此理，

盖纯乎天也。”（《增修东莱书说》卷3）这样一来，他就把主观的“心”和心外的

“理”融为一体了。由此类推，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心即道”的命题。他认为，

“道”是无条件的：“道无待，而有待非道也。”“心与道，岂有彼此可待乎！心

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圣人之心，万物皆备，不见其为外也。”

（《东莱博议》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