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顺行以事师长”）的学规，但在另一方面又提倡治经史以致用。

他要求“学者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东莱博议》卷5）。他的思想有同陈亮事功之

学合拍之处。他晚年与陈亮结为挚友，“相互讲论切磋”，颇有共同语言。陈亮说：

“亮平生不曾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

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陈亮集·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又说：“伯

恭晚岁于亮尤好，盖亦无所不尽，箴切诲戒，书尺俱存。”（同上《又甲申秋书》）

甚至还说：“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同上）。说明二人交情之深，思想交流甚

密，这对吕祖谦的思想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

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

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市，皆互相讨论，嗅味契

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宋元学案》卷60）吕祖谦的经世致用之学，不仅广

泛吸收了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同时还包容了唐仲友的“学务经世”思想。这说明，

吕祖谦不仅强调“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同时还强调“学以致用”。他说：

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然又须教以政，使之通达政体。……故国政

之有中者，则教之以为法；不幸而国政之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以如何振救、

如何措画，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然后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后世自科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