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其推论，多是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0_0/暁\说′惘¨ ?冕^肺·跃/犊+”

（《三松堂全集》卷4）哲学的观念、命题和推论，对于实际并无所主张，无所肯定，

亦没有或甚少实际的内容。哲学的内容就是以涵盖一切之“共相”或“真际”为对

象。而对于“真际”或“共相”，也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因

此，哲学的或形上学的方法（即形式的正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囿于名词概念的逻

辑分析方法。

所谓负的方法，就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

的方法”。他认为，没有讲“形上学”，不等于否认“形上学”，而恰恰是从反面

表显肯定了“形上学”。这种用直觉主义讲“形上学”，犹如画家“烘云托月”的

表现手法，“画家画月的一种方法，是只在纸上烘云，于所烘云中留一圆的空白，

其空白即是月。?k~s¨j/x￠s!.,c′o*m*”这就是说，对于“真际”这样的本体界，“不能说它是什么，只

能说它不是什么”，而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则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因此，“负的

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冯氏这里所谓“神秘主义”，无非是指肯定

有某些不能够完全为人们的思想所能把握，或者不能够完全为人们的语言概念所能

表达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肯定某种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的存在。

冯氏认为，就总体特征而言，两种方法正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学传统，西方

哲学长于分析，正的方法占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崇尚直觉，负的方法则充分发展。

冯氏在新理学中两种方法的运用，目的在于体现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精神，

并试图通过调解逻辑与直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来达到会通中西哲学的

目的，但他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看^书′屋~暁′说*网· /埂′薪+醉_全?在他的新理学中，逻辑分析的方法最终还是屈

从于直觉的方法，从而使新理学的方法论带上了浓厚的非理性主义的神秘色彩。

冯氏以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建构起来的这一套“不着实际”的形上逻辑体系，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冯氏的回答非常明确：没在什么实际的用途和意义，唯一的作

用在于能提高人的境界。他说：“新理学知道它所讲的是哲学，知道哲学本来只能

提高人的境界，本来不能使人有对于实际事物的积极的知识，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驾

驭实际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

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则哲学的无用之用，

也可称为大用”（《新原道》）。这就是说，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并不在于能使人

获得任何具体的才能、知识、经验和智慧，而只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为

此，他提出了体现其哲学功能的人生境界说。

冯氏认为：“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党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

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新原人》）冯氏这里所

谓“觉解”，在功能上类似于“自我意识”，在本质上同“直觉”没有多大差别。

它是一种不以事物为认识对象、无须借助概念的纯思，是内心的自我体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