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一书时，颇多启发。梁氏将人类文化之最后归宿归在佛家一向之论，少年唐

君毅深以为然，认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就是去尽一切欲望。但他又对梁的“直觉”说

颇为不满。认为如事事皆凭直觉，便毫无道理可言。总之，唐君毅这一时期的勤学

善思为他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7岁时，唐君毅就读于北京中俄大学，不久又转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时，他经

常去听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讲演，受益匪浅，但对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却

极不赞同。尤其是1927年初，适逢梁漱溟先生受北大之邀作长篇学术讲演，唐君毅

有幸列座，亲聆宏论，契悟良多，其间还颇得梁先生垂询关照，深感于怀。同年夏

天，唐又转至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学于著名学者方东美、宗白华等，开始系统

接受哲学（尤其是方东美的新实在论）训练。其间，著名学者熊十力曾应邀到中大

讲学，专讲新唯识论。唐君毅亦前往听讲，但由于他正沉潜于西方哲学而对中国传

统哲学用心不深，故对熊氏所论“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说之精义始终不能领悟，认

为哲学之义必经由科学之途方能证得，并以此意于课堂上请教熊先生，但熊却笑而